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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爸教我怎样做人

——访胡昭程的女儿胡婷
2001-02-14 来源:光明日报 本报记者 唐湘岳 我有话说

2000年12月16日,病危中的胡昭程用极缓慢、微弱的声音对身边的亲人和记者说:“教育持续发展,胡婷长大成人。”弥留之际的胡昭程牵挂的除了事业,还有女儿的成长。

胡昭程去世后,县里安排胡婷到县公安局工作。2月10日,记者采访胡婷。19岁的她,眼睛大大的,流露出对父亲的无限眷恋和崇敬——

爸爸教我练字:

“行止无愧天地,

褒贬自有春秋”

一闭上眼睛,爸爸慈祥的样子就浮现在我面前。爸爸很疼爱我,从不搞打骂教育。他教我练字,手把手教,十分耐心。出差给我买的礼物总是书籍,有各式各样的字帖。有一次,他检查我的习作,惊异地问:是自己写的么?不是临摹的吧?我说不是。他要我当场示范。我不愿意。他就说:我们来个比赛怎么样?请妈妈当裁判。这一下把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。父女俩各写一幅字。我一看爸爸写得还真好。可他谦虚地说:婷婷已经超过了爸爸。

爸爸告诉我,写字要认真,横是横,竖是竖,行得正,站得直,不要东倒西歪。写字要有毅力,持之以恒,不能三天打鱼、两天晒网、半途而废,有志者事竟成。在他的督促下,我一直坚持练书法,参加了书法美术班,在省司法警官学校读书时,曾获优秀奖。有一回,爸爸到长沙出差,抽空来学校看我,我喜孜孜地拉他参观我的一幅书法作品,当时正贴在墙报上:“行止无愧天地,褒贬自有春秋”。爸爸连声说好,他说:题材选得好,做人也要这样。

爸爸教我养花:不做温室里的花朵

爸爸兴趣广泛,他会拉二胡,会下象棋,喜欢摄影,出差总是带着照相机。他拍得最多的不是人物,而是房子,尤其是学校,各种各样的学校建筑。他把这些外地的漂亮房子拍回来,常常拉我和妈妈一起欣赏。我知道他是在反复比较,选择最适合桂东山区的校舍。

他还喜欢养花种草。家里养过山茶花、绣球花、水仙花。他工作一忙,就无暇照顾这些花草,有时花草悄悄枯萎了。我对他说:“爸爸,你又没有时间照料这些花草,死了多可惜。”他也内疚地说:“是可惜,是可惜。爸爸不是一个好园丁,养花不能像爸爸这样。”说完,他就叫我把花钵搬到楼下住的罗叔叔家,请他帮忙抢救,经过几天的精心护理,花儿起死回生了,爸爸又把花钵搬回家当起了园丁。爸爸常常怠慢了自己家里的花,可他对全县校园的绿化却抓得很紧,他自己带头,发动全体教师养花种草植树,把几十所学校变成了花园式学校。

爸爸向我传授养花的技巧,施肥、浇水、剪枝。他还告诉我,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。每年寒暑假,他都鼓励我到乡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去住。让我看农民怎样辛勤劳作,让我与农村孩子一样牧鸭、扯菜、洗衣、烧饭,让我丢掉城里孩子的骄娇二气。得知我挺住了警校军训的考验,他高兴地说:我的婷婷成熟了。

爸爸鼓励我卖矿泉水:没大学文凭的人也要有自己的活法

去年夏天我中专毕业,不包分配,待业在家。有人建议爸爸将我安排在教育领域。爸爸没有同意。他对我说:“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,学会生存。”我就在郴州城里自己联系工作,东跑西颠,到处碰壁,最后找到一份临时工作:推销矿泉水。

妈妈开始思想不通,可爸爸投了赞成票。有一天,我在北湖公园门口摆摊推销矿泉水,好大的太阳,晒得我直冒汗。远远地看见了爸爸。他到郴州市出差,特地来看我是怎样工作的。我高兴地递上一瓶矿泉水,他没有接,而是开玩笑地说:自己推销就不要钱么?他仔细询问矿泉水的价格,计算每天能赚多少钱,鼓励我好好干。我知道他的脾气,尽管教育局经常需要买矿泉水,但我始终没有向爸爸的单位推销过一瓶。

爸爸是当教育局长的,他总是琢磨着山区怎样搞素质教育。他率先在中小学开设职业教育课,每个学校配备职教副校长。我忘不了他与我的最后一次长谈,那是去年12月12日,在湘雅医院,他知道我正在参加大专自考,已经通过了5科。他说:“今天,大学文凭固然需要,但不可看得太重。有文凭的人有他们的活法,没有文凭的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活法。能力远比文凭重要。工作没有贵贱之分,关键在于贡献大小。参加工作后,要少说话,多做事。领导交代的任务要全力做好。”

爸爸用行动告诉我:党的事业高于一切

爸爸当局长后,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了。好几次老师布置星期六星期天的作业是邀请自己的爸爸妈妈去春游、秋游。可每次爸爸都对我说:“婷婷,真对不起,爸爸明天有工作,让妈妈带你去吧。”小学六年中,不知道有多少个雨天,可我从没有享受过父亲送伞的优待。下暴雨涨大水的时候,爸爸不管家里进了水,去乡下查看学校,他总是将自家的事情让位于公家的事情。

在我很小的时候,就经常要喊一句话:“爸爸吃饭。”当时我们住在教育局机关二楼,爸爸在三楼办公。我伏在栏杆上,仰着头喊:“爸爸吃饭!”没有下来,我又喊:“胡昭程吃饭!”还是没有下来,我再喊:“胡昭程爸爸吃饭!”这个模式几乎成了我对付废寝忘食爸爸每天的节目。

自从我懂事起,爸爸就骑着自行车上班,那辆车除了车架,几乎所有的零件都被更换过,可说是老掉了牙。也好,他的车有个明显特征:龙头两个把手的橡皮套颜色不一样,一个绿,一个黑。在一堆自行车里,我一眼就能认出爸爸的车来。

爸爸离开了我们。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严酷的事实,我总觉得爸爸没有走,他是出差去了,下乡去了,到局里开会加班写材料去了。我把他的那辆自行车擦得锃亮,放在单车棚里,随时让他骑着去工作。回想爸爸的一生,他是用行动告诉我:党的事业高于一切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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